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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朝的遣唐使是个怎么样的存在日本为何要派遣唐使

发布时间:2021-01-07 10:40:53 阅读: 来源:塑焊机厂家

唐朝的遣唐使是个怎么样的存在?日本为何要派遣唐使?

日本为何要派遣唐使?下面小编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相关内容。

西元六百六十八年,齐明女皇的皇子中大兄正式继位,即天智天皇。在经过了之前与大唐帝国的白江之战,日本军事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,也正是因为这次惨败,才使得天智天皇在登基后,开始重新对大唐帝国产生了敬畏之心,恢复了自隋末乱世以来,日本向中国派遣使者的国策,并同时恢复与唐帝国的外交关系。而这些使节,便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日本遣唐使。

根据现今中外史学界的一致观点认为,日本遣唐使前往中国,主要是以学习为主,几乎将大唐帝国各个方面的优势全部运回了国内,包括政治、军事、建筑、文化、思想等等,基本上只要是大唐帝国的东西,日本人都爱不释手,哪怕只是几卷经文,也能够在当时的日本国内引起广泛关注。

稀缺的遣唐使活动记载

但遗憾的是,迄今为止并没有任何一部史料,能够将遣唐使在大唐帝国时期的具体活动记载下来,哪怕是日本国内最为系统、完整且也是最具有权威性的史书《续日本纪》,同样也没有对遣唐使活动内容的详细记载。至于中国方面,由于遣唐使在当时并不是朝廷的主要关注对象,所以自然不会有史官专门为这批人作书立传。

不过虽然没有全面的文献记载,但根据中日两国收藏的大量文献资料,也能够通过碎片化的方式将遣唐使的基本特征和活动内容还原出来。

日本向唐朝陆续派出18批遣唐使

据记载,日本曾拟定向大唐派遣过十八批遣唐使,虽然没有全部成功,但成功的船只数量还是超过了半数。自西元630年开始的第一批(未成功),再到西元894年的最后一批(未成功,主要是日本朝廷接受了菅原道真的建议,停止派遣遣唐使的活动),前后时间跨度之大,基本见证了整个大唐由盛转衰的历史。顺带提一句,菅原道真提议停止遣唐使活动,主要也是因为唐末的乱世风云,不利于日本在中国境内的学习环境,从而作罢。

而在日本拟派的这十八批遣唐使团中,真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,却是自西元669年至西元733年这近半个多世纪中,第七批到第十批的遣唐使。为什么这么说呢?举个例子,在第七批遣唐使之前,基本上每一批次的遣唐使规模都很小,船只最多的时候也不会超过两艘,遣唐使的人数也主要控制在了一百余人左右。

自第七批开始,在唐朝尝到甜头的日本人,便开始加大遣唐使的规模,如第九批遣唐使的人数规模就达到了594人,为十八批遣唐使中的人数之最。并且也是在白江之战爆发前,日本派往中国遣唐使团规模的三倍之多。至于大家所熟知的鉴真大和尚东渡的故事,则是发生在西元764年。

日本逐渐缩小遣唐使规模

但可惜的是,自鉴真东渡后,日本遣唐使的规模和数量也就迅速减少,积极性也不像以往那么高了。

鉴真东渡油画

究其原因,主要是因为在鉴真东渡的前一年,也就是西元763年,朝廷刚刚平定了安史之乱,大唐帝国的国运日渐衰类,各地藩镇割据,中央朝廷只能勉强支撑着统一大局。

而日本朝廷正是考虑到了这一点,所以也就减少了遣唐使的频率和规模。

遣唐使在唐朝的待遇

说了那么多,大家不要以为遣唐使对于唐朝来言是多么稀奇的团体,而且,遣唐使在大唐也并没有得到什么好的政策和待遇。

日本派遣的使节团的确是带着谦虚好学的态度前往大唐,可对于大唐而言,就未必也是这个观点。所以,日本遣唐使在当时的中国不仅没有得到朝廷最为优渥的政策待遇,实际上除了学费由翰林院承担一部分之外,想要住得更好,还是要靠自己的本事去赚钱,走在大街上,便和普通老百姓没什么两样,除了口音较为特殊之外。

日本遣唐使活动的两个特点

因此,关于日本遣唐使活动的特点,还要注意以下两点。第一就是对于日本而言,由于遣唐使需要横渡沧海,几经辗转才能够安全抵达大唐,考虑到旅途的吉凶未卜,日本朝廷许诺但凡前往大唐的使节,皆可免除三年赋税。

而也正是因为这一点,遣唐使在当时日本国内还是比较吃香的。因为古代日本的生产发展水平普遍不高,甚至天皇多生几个儿子,除了太子之外可以留在宫中,其余儿子都要分封到各地。别误会,人家分封诸王不是因为传统,主要是因为天皇本人供不起那么多张嘴,只能将它们赶往各自的封地自力更生,否则就只能去街头要饭——再三声明,这不是虚构,确有记载,至于详细内容,之后讲到日本相关史料的时候再谈。

而至于日本遣唐使活动的第二个特点,则是相对于大唐而言的,那就是日本遣唐使的活动在唐朝国内受到了朝廷的严格监管。虽然日本方面口口声声自称遣唐使只是带着和平、友好、谦卑的学习态度和外交任务的友善使节,但最起码唐朝的统治者不这么想。正是基于第二个特点,可以看出,唐朝认为遣唐使的目的并不单纯。

遣唐使在大唐的活动受到严格监管及其原因

比如根据西元九世纪,由曾经造访过中国的日本遣唐使中的一位名叫圆仁的僧人,在亲自撰写的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》中,就记录过这样一件事,大致是说随行的一名使节,曾在长安的街市上购买物件儿,还没等掏钱,就被巡街衙役所逮捕。由此可见,日本遣唐使的活动在唐朝还是受到了较为严格的监管。

至于其中的原因,也和日本派遣遣唐使的本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要知道,自打当年日本因“日出处”和“日没处”的观点,与隋炀帝闹了不愉快后,虽然在之后有所收敛,但遣唐使仍旧以小帝国使者自居,对外广泛宣称自己为“小中华”。然而,在我国封建社会中,但凡出现大一统的封建王朝,都有极为强烈的“华夷”以及“藩属”意识。而日本在当时自然也是大唐眼中的夷族藩国,但他们却自称小中华,其与大唐帝国意识形态上存在的矛盾也就一目了然了。

遣唐使对古代中日两国的外交意义

不过,日本遣唐使的出现,也的确在最大程度了建立并发展了古代中日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,其中尤以吉备真备和阿倍仲麻吕两人,堪称所有遣唐使中名气最大的存在,甚至在《续日本纪》中,对此二人都曾有过如下评价:

我朝学生名字播撒唐国者,唯大臣(吉备真备)和朝衡(阿倍仲麻吕)二人。

总结:

所以,综上所述,首先我们要明白遣唐使并非纯粹的友好使节,正如上文中说的那样,至少唐朝不觉得他们的目的单纯。其次,日本遣唐使既有归国者,也有留在唐朝的人,其中就包括了著名的“外籍唐臣”阿倍仲麻吕。其三,遣唐使虽然全面学习了唐朝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制度,但却并没有完全照搬,尤其是政治上,在借鉴了唐朝的中央政治体制后,仍旧开创了独具日本特色的古代政治体系,对日本之后的发展起到了深远影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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